工人党50周年庆专访
工人党创党50周年周柏荣（摄）
刘程强：苦干和实干更重要
专业人才并非最佳从政人才
专业人才并非最佳的从政人才，而人数的多寡，也不是决定一个政党能否壮大的关键因素。工人党注重的是责任感、使命感和党员的参与。
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51岁）认为从政讲求的是苦干和实干，因此心态很重要。
“我要做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专才肯定就是很好的政治人才吗？我们的衡量标准是这些要来参政的人，一是否有诚意；二是否肯做；三是思想是不是理智，能够中肯地看待问题，能够看到全局，看到国家的利益。”
他透露工人党现有的新党员平均年龄约30岁，因此是支年轻的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阶层，都有诚意，肯苦干，个人素质和教育水平相当不错，
“工人党的原则是只要行动党政府的政策同人民的利益没有冲突，而我们也觉得有关的政策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都不会反对。例如我们公开支持政府所宣布的就业入息补助计划，就是一个例子。”
同时，他也认为当反对党提出反对执政党的意见时，并不意味着它们也必须同时提出替代方案。
“基本上，如果我们能够提出解决方案，那是最好的。但是这谈何容易。行动党有全体公务员，包括顶尖的奖学金得主替它出谋划策，我们没有。我们的资源有限。”
他说：“我认为提出替代政策也应该是政府的工作。他们应该提出不同的替代政策让人民选择，而不是只有一个。一个民主政府，基本上都会提供替代的选择。”
刘程强指出，工人党的目标是希望成为一个受人尊重和有信誉的政党。
“我们眼前的目标是拓展党务，希望能够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能在选举时取得突破，尤其是在集选区方面的突破。同时，也希望工人党能在新加坡的民主进程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使到新加坡的民主更具竞争性。”
他说，成为替代政府是每个政党的目标，但在他担任秘书长任内，工人党不会去追求实现这个目标。
“我不认为工人党在近期内能达到挑战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水准，而成为替代政府是个很长远的目标。每个政党都希望成为替代政党，最终争取执政，但这对我来讲，还很遥远，必须一步一步去做。（估计需要多久？）我看20年吧。”
他也提到实现成为替代政府的先决条件是工人党必须能顺利发展起来，没有其他的突变干扰。
“要知道，反对党政治的突变性是很大的。”
在现阶段，他形容工人党是在蜕变之中。
“自从2001年大选之后，人们对工人党的印象同以往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基本上成功更新了领导层，党内也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
他提到很多选民都对工人党有所期待，希望它能扮演有效制衡政府的角色。这令他和党员感到高兴，同时也感受到压力。他坦言现在是工人党的扎根期，往后需要全党上下加紧努力，使它快速壮大起来。
他表示对工人党现有的发展感到满意，也注意到加入的新人的态度都很积极，肯在基层苦干，这一点令他感到鼓舞。现在一部分工人党员还自发参与志愿工作，帮忙社会较不幸的一群，而他个人也非常鼓励他们这么做。
“一个政党必须扎根于社会，人民参政其实是推动整个社会向上发展的动力。从亲身参与社会工作，你才真正了解一些下层民众和不幸的一群的情况，知道他们的需要。同时，这也可以强化自己对政治的责任感。”
刘程强说：“政治不是长篇大论的政策演讲和大谈特谈政治理想，真正的政治需要落实于人民的生活，而一个政策的错误、一个国家方向的乖离正道，后果是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这是个很大的责任。不是说了就算了的。”
刘程强是在1981年加入工人党，跟随当时的秘书长惹耶勒南到选区走动，开始基层工作。1988年初试啼声，到中峇鲁集选区竞选，结果落选。但是他并不气馁，在1991年转战后港区，以52.8％得票率击败原议员陈原生，过后在1997年、2001年和2006年三度蝉联。尤其是在去年大选，获得约 62.7％得票率，是历年来最佳表现。
他自出道以来，给人的印象有如“潮州怒汉”，有话直说，敢怒敢言。在这次访谈中，记者却发现他性情温和、想法理智，并且深思熟虑。他在政治上不仅成熟了，也展现了身为一名反对党领袖应有的务实态度和信心。
他在2001年当选秘书长。工人党在他掌舵之下，领导层顺利更新，六年多来变化很大。老一辈要员愿让位给年轻人，以党的前途和团结为先，这一点也令党内外人士对这个老牌政党刮目相看。
工人党“坚持走自己的路”
工人党作为第一大反对党，向来给人“独来独往”的印象。它往后也会这么“独来独往”吗。
刘程强说：“工人党从1957年存在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它本身也形成了自己的一股意志力，即使在党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工人党都没有选择同其他政党合并求存。”
他认为这就是工人党50年来所建立起来的文化，也是党内全体上下所凝聚起来的一股精神和意志力，因此是它的一大特色。
“我们的党员对党有股强烈的认同感，工人党多年的发展和渊源，传到今天变成了党的一种传统，也成了工人党的一种精神。”
他表示这样的传统，即使在去年大选后有百多名新党员加入，也没出现改变。不过，他深信工人党坚持独立和走自己的路的特性，不会阻碍它的壮大。
“壮大不等于需要跟其他政党合并，党的精神并没有排他性，我们欢迎任何人加入工人党，而包容是工人党的价值观之一。所以我们欢迎不同思维、不同看法的人加入。”
刘程强说，工人党目前同各政党的关系良好，向来也愿意同任何政党合作，只要能促进新加坡的民主进程，使国家更有保障，就不会排除合作的可能性。
记者问他，工人党身为第一大反对党，今后将如何扮演和发挥领导或推动者的角色，协助壮大反对党的声势？他答说个别政党都有它们要走的路线，也有各自的领导方式和目标，他因此尊重各党的发展方式。
“至于工人党，虽然实力加强不少，但并不值得我们自我恭贺，因为比起行动党，我们的实力还很薄弱。论后勤及所能动员的人手方面，还是微不足道的。”
对反对党阵营多年来处于积弱的状态，刘程强也有不少的感触。
他说：“新加坡的选民都希望国家能走向世界级的民主，好像其他民主国家一样，有个制衡的制度，在竞选时也有所选择。但是很多时候，我想很多人都在心痛，因为恨子不成材，眼见反对党没有办法好好的建立起声望，能够取信于民，能够为新加坡的民主进程扮演一定的角色，以此作出贡献。”
刘程强与工人党的未来动向
大选是否走出后港？
“哈哈，大选到了你就知道了。我曾经公开表示过，我并不排除参加集选区竞选的可能性，不过是在什么时候？会不会在下届大选？到时就有揭晓，不必急着说。你（指记者）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吗？”
记者问：“如果有人走出来，至少说明反对党对此是认真的。你在后港16年，詹时中在波东巴西23年了，如果资深的反对党议员讲了，却没人走出来，选民会以为你们只是说说而已。当然风险代价很高，单选区比较容易管理，走出去的风险很大，集选区竞选失败了，可能整个都没有了。你会想要走出去吗？”
刘程强答：“时间到了，你就知道了。我不是卖关子，时间到了，你就知道了嘛。”
谁是工人党接班人？
“工人党今年庆祝创党50周年，希望在60年党庆的时候，会有新的秘书长。”
记者问：“你心目中的接班人是谁？”
刘程强答：“不只是我心目中的接班人，这名接班人还必须受到党内同志的认可和支持。不是我认可就可以了。”
记者问：“现任党主席林瑞莲是适合的人选吗？”
他答说：“那要由党里面的同志们决定，不是由我来决定。”
没有邀行动党出席党庆晚宴
工人党庆祝成立50周年的晚宴，广邀各政党派代表出席，包括前秘书长惹耶勒南。不过，它这次却没有邀请人民行动党派人出席。
对此，刘程强说：“上次庆祝40周年党庆的时候，我们有邀请行动党派人出席，不过他们回复说谢谢邀请，但无法出席。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为难人家，今年就没有发出邀请。”
至于其他各政党，他说都有受邀。
出版50周年纪念特刊
工人党将在11月3日为创党50周年举办盛大晚宴，到时也将出版50周年纪念刊。
刘程强受访时说：“我们感激过去所有在各方面给予工人党支持的选民，因为有他们的支持，工人党才能够生存到今天。这次配合党庆出版50周年特刊的原因，也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工人党的发展历程。”
他说，50年的历史，中间的起起落落、波涛汹涌，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
“我们希望通过发售特刊，让关心我们的支持者了解工人党，也希望这份特刊能够为新加坡政治史做点滴的记录。”
这本纪念特刊共印1000本，将在党庆晚宴上发售，每本售价14元。
据刘程强透露，党史的研究和资料搜集，全交给专人处理，但主要的编务工作是由党内要员负责，包括定稿部分。特刊主要谈历届大选，并记录过去工人党的参选、参政的过程和党内的风波。
工人党的领导制度
“我们采取集体领导制，比如党内分别成立不同地区的委员会，有个别的主席，他们都有领导权。又比如青年团团长，他也有一定的领导权力。自从当上秘书长后，我的角色从来没有变过，我认为我的任务是推动整个党的发展，我应该扮演所谓的催化剂角色。”
加入反对党要有怎样的态度
“从政是个人的意愿，是个人的一种选择。过去，从政当然有很大的压迫感和一些恐惧吧，因为整个政治文化跟今天很不一样。我们现在的政治文化还开放了不少吧，也好了不少。有的话，可能是心理的问题吧。我认为真正要从政的人，不会因为恐惧而却步，最重要的是你是否有决心、有意愿，愿意牺牲个人时间。从政很多时候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你面向大众，没有办法让每个人满意，只能尽你所能、问心无愧，做自己该做的事。”
华文华语应普及化
也要照顾到深度
刘程强出身华校，认为华文华语应该普及化，但也要照顾到语文深度的问题。
“我觉得在语文教育方面还必须多加注意。在开始的阶段，必须让它普遍化，让大家都能接受。所以，当局对华文的程度要求不高，使华语能普及化，能够至少扎一点根，我想这个政策没有错，但不能让这个政策如此长期下去。”
他认为接下来一定要做到深化华文的程度，这样才能真正的扎根，保留华人的传统。
“要不然华语会变成另一种方言，你会讲，却不会阅读，而这个‘方言’不久后也会消失，因为你没有文化的根基，只有语，没有文。”
所以，他说：“我们必须保留华人文化的传统和根。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人也许连华文都不懂，如果这样长久下去，真的会给人讲中，印证新加坡人是banana，外面虽是黄的，里面却是白的，因为已经失去文化的传统。这是未来的隐忧。”
工人党创党50周年 世界级的国家 不一定就有世界级政府
蔡添成 游润恬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让新加坡经历了好几个艰难的年头。类似的危机是否会重演，是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所担心的问题。
他说：“我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最感到担忧的是再次发生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我认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可能发生在中国，如果蔓延开来的话，会影响全球经济，新加坡将受到打击。”
他如此担心，是因为看到目前金融业对经济的影响很大。
“新加坡非常注重金融业的发展，而中国现在是亚洲经济的龙头，世界各国都看好它，把资金投在那里。不要忘记，中国在金融和银行业方面的机制还不是很完善，而现在正开放市场，如果有问题发生了，对我们一定会有影响。”
不过，他也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基础稳固，经济也走向多元化，已相当成功地分散了经济风险，不像以前过于注重制造业，当时只要相关的领域出问题，新加坡就立刻会受影响。”
他觉得新加坡要在长远的将来继续保持竞争力，就需要发展新的具高增长潜能的工业，并在这些领域居于领先地位。
“比如瑞典的造船业、军事工业和电信业，如手机都是世界著名的，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有保障。”
那新加坡距离这个水平还有多远呢？刘程强回答说：“我们还差得很远。我看到政府已在慢慢扩展经济的范围，加强科研的起步发展，现在包括药剂业和生命科学还只是起步阶段。我们其实可以考虑朝机器人工业、能源工业，甚至核能工业进军。”
基本上，他对新加坡的前途是乐观的。
“我觉得新加坡能发展成一个世界级的国家，不止是在经济上，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我们都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只是说我们该如何进一步加强，让每个新加坡人都同心协力地朝向这个目标前进。”
他希望看到的世界级政府，是一个开放、包容，不以经济挂帅，而是能从经济原则和角度看政策，也能从感性方面看国家的发展。
记者问他既然认为新加坡可成为世界级国家，却又认为新加坡没有出现世界级的政府，两者似乎自相矛盾，因为没有世界级政府，如何打造出世界级的国家？
对此，他解释说：“世界级的国家不一定就会有世界级的政府，而自认为有世界级政府的国家，也不一定就是世界级的国家。一旦自称是世界级的政府出了问题，一国就可以迅速沦为无等级的国家。”
刘程强对新加坡虽已独立42年，但国人的国家认同感还不深这一点也感到担心，认为这同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最近辩论公积金问题时，就有人说‘倒不如把公积金拿出来，移民算了’。国家认同感是一种感觉，也就是说无论情况怎样，我生于斯、死于斯。我觉得新加坡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种感性，这同政府向来的政策有关。国民要培养对国家的归属感，政府的政策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他表示自己曾同一些外国人交谈，这些人虽然在外国工作，但都会选择回返祖国。因为他们知道回国有政府照顾，个人福利有保障，但新加坡却不是如此。
“这里是自己照顾自己，你死你的事，很多新加坡人就有这样的感觉。我可以理解行动党把所谓福利制度和福利国视为洪水猛兽，但我们的政策里面还是应该多注入一些人情味和体谅，使人民有归属感。这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地方。”
他继续说：“要不然，人们会说，a city of opportunity，有机会嘛，没机会我就不要留在这里啦。这样，新加坡还能够维持100年吗？凭这样的一种心态、一种政策的延伸，你还能继续吸引外来移民吗？按现在的这种政策的功利心态走下去，我不晓得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支持反恐政策但不愿政府权力过度扩张
刘程强表示支持新加坡的国防与反恐政策，但不愿意看到政府因此而权力过度扩张。
工人党在其政治纲领中说，建立国防力量和展开全面防卫是有必要的，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他们因此支持反恐，建议政府应推行五年预算制，让武装部队能进行长期的发展策划，不过却强调在不危及国防安全的情况下，所有的国防开支都应保持透明度。
他受访时说：“为了国家安全，当然需要反恐，但也不能为了反恐，而使政府拥有太大的权力。”
例如最近在国会获得通过，已成为法令的两项修正法案，就引起他的关注。一是修正后的新加坡武装部队法令，允许国防部长授权执行安全任务的武装部队人员在任何武装部队设施附近的范围内行使执法权，拥有逮捕、搜寻、没收和进行交通管制的权力，包括有权截停、扣押或搜寻可疑的船只和飞机，并控制航行。不过，他们逮捕可疑分子之后，职责就算完成，交由警方接手处理对嫌犯的调查和提控程序。
工人党主席、非选区议员林瑞莲当时在国会上表达了她担心法案赋予国防部长太大的权力，不仅有违宪法，也可能导致军人政变的发生。
另一是今年八月在国会三读通过的私人保安业法令。它不但规定私家侦探和保安人员必须向警方申请执业执照，才能正式执业，也规定私家侦探在对政治人物、外国使节人员及面对安全威胁的场所展开任何监视行动之前，必须获得警方的批准。
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当时在国会上指出，国内外的经验都显示保安人员在防范恐怖袭击和加强社会安全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也有必要制订完善的私人保安业管理架构，以确保这个行业的水平和素质，让它在协助反恐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刘程强却表示法令赋予部长太大的权力，难保不会出问题。
“如果落在居心不良的人手中，就有可能被滥用。虽然我们要反恐，但同时也应考虑到基本的民权不能被剥夺。你必须有一些防御性的条例来制止这种情况发生。”
“这次的公积金改革对年长国人不公平”
刘程强反对政府延迟提取公积金最低存款年龄，因为这让年长国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继续工作，这对他们不公平。
他今年九月在国会上针对公积金改革课题发言时指出，工人党支持政府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却认为退休年龄和提取公积金最低存款的年龄必须“脱钩”，因此建议政府设立一个长寿基金，每个月发放生活费给年满85岁，生活有困难的老年人，以让这些长寿的国人能够安享晚年。
他受访时认为这次的公积金改革，对国人很不公平。
“提取公积金最低存款的年龄一调高，很多人会觉得很没有意思。一些人甚至动了移民的念头，反正只要我选择移民，就可以早点把公积金拿出来。如果我整天没有办法把公积金拿出来，退休也退休得很辛苦，虽然寿命长，但总不能这样一直拼下去嘛。”
他说：“我想62岁应该是让国人可以决定到底要不要退休的年龄。不然，政府整天改来改去，哪一天又可能改到70岁还是更高。这样下去，人们是没有安全感的。”
他认为延长退休年龄没有问题，甚至可以定在80岁，但一定要让人们有生活的条件。
“政府这样做，好比在逼人家做工。而且你不要忘记，年纪大了，不是这么容易找到工作的。最近就有个选民来找我，他今年约60岁，要做工却找不到工作。他还有公积金，却担心公积金用完之后该怎么办。”
记者问他：“政府目前正大力推动让年长工人重新受雇，你认为办得到吗？”
他答说：“这要看经济情况，不是看政府。如果经济不好，你去办给我看啦。（你认为接下来经济会好吗？）我希望会好，不好就jiat lat（吃力）了。”
教育制度已有很大改变
刘程强曾在1982年至1986年于培道中学教书，虽然早就不执教鞭了，但他对教育课题还是很关心。
他觉得我国的教育制度经过改革之后，虽已进步了许多，却还是大有改善的余地。因为现有的制度还是偏重考试和成绩，学生的课业压力还是很大。
记者问他现有的教育制度具有怎样的特征？他答说：“五花八门。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也就是说学生可以选择自己要走的路。虽然整体上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跳出框框，还是太过注重考试和成绩。”
他指出，现在教育部已经改变学校排名的方式和重点，但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种排名制度会造成良性竞争还是恶性竞争，仍具有争议。
“它会不会造成一些学校在竞争之下变成失去焦点，这可就见仁见智了。我觉得应该废除排名制度，因为坏处多过好处。”
回顾当年当教师和现在作为教育体系以外的旁观者来比较，他感觉到整个教育制度已有很大的改变。
“以前的制度非常有约束性，还有分流，现在不一定。以前从理工学院不能进入大学，现在从工艺教育学院也可以进入大学。这是个好的改变。学生能够通过不同的途径去继续升学，因此有所选择。”
他说，时代已经改变，一定要给学生另一次机会。
“如果他这次不行的话，你不能够以他一次的考试定终身。考试成绩只代表一个人能力的一部分，并不代表一个人。”
他说：“我以前教过的学生，他们现在的成就不会输给聪明的学生，甚至比他们还好。可能在学术上没有成就，但在生意上却做得不错啊。你说他们笨？你说他们是slow learner？过去的教育制度‘牺牲’了很多人，我们不应走回老路。”
“公共住屋政策有两大问题”
刘程强关注公共住屋价格上涨，认为这会造成年轻一代往后负债越来越重。他也从租赁组屋谈到下层民众的生活，认为政府在制定组屋租金方面，可以考虑按个别申请者的收入细分，以尽量减轻低收入者的金钱负担。
他在访谈中表示深觉公共住屋政策有两大问题，一是把部分新组屋交给私人发展商去兴建，这样组屋的价格肯定节节上升，年轻人的负债会越来越重。如果再有一次类似九七的金融危机，问题就大了。
他也担心一旦组屋价格上涨，维修费也会水涨船高，市镇理事会的杂费肯定要相应调高。
最近有私人发展商设计的组屋获奖，是否说明高素质的公共住屋是物有所值的？对此，他说：“这是一种商业化的包装，我们不需要紧跟商业化或世界的潮流，应该比较切合实际，使生活的费用不要太高。如果为了表面的美观，最后变成推高价格，以后年轻一代买屋子，要负债多久？这是个问题。”
那组屋价格明显上涨，资产增值不是给大家带来好处吗？他倒不这么认为。
“我不希望组屋价格涨得太高，因为这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当然，一般人可能觉得很不错啊，我的组屋可以卖五六十万元，但你不要忘了，你只有一间组屋而已，你卖了还不是得买，还不是一样贵？”
另一个令刘程强关心的是租赁组屋问题。
按照建屋局现有的规定，租金分成两种，一是按家庭收入不满800元，另一是家庭收入介于801元至1500元之间。以一房式组屋为例，第一次申请租赁组屋者，前者的每月租金是26元至33元，后者是90元至123元，最大差距达90元。对此，他就提到最近的一个个案。
“这名租户的薪水是830元，只是比800元的收入顶限多了区区30元，但租金却上调多了几倍。”
因此，他认为当局应以渐进的方式去制定租赁组屋的租金，按收入的多少细分，然后逐步调高。
他也留意到现在房地产市场一片大好，组屋的租金一直在涨。当局规定人们在卖了房地产之后，在两年半内是不能申请租政府组屋的，但是由于有些人在这段期间不容易找地方住，当局应该考虑放宽限制去协助他们。
“如果叫你去租私人住宅，租金很高。我觉得政府可以考虑放宽限制，根据家庭收入的多寡来制定不同数额的租金。”
posted by at82 @ 11/01/2007 09:36: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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